如果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现在中国的企业一到 35 左右就把年纪大的裁了，然后只能干外包派遣，再到 40 就只能去送外卖跑滴滴，50 后干保洁保安——那么有了这样的预期，你猜有多少人会赶鸭子上架地去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呢。一边说要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，一边干的却是反着的事情。有些公司明明赚钱，却还大面积使用外包派遣降本增效。可悲可叹可恨。既然有这样的预期，那么我就只存钱不消费，等 35 退居二线三线过日子去，为啥拿自己的身体在这卷拿这么点工资跟你们玩。我已经上车了，我现在没得选，但是我一定会告诉我的孩子，这套东西是怎么吃人的。
写完我盯着那三个岁数看了半天：35、40、50。这三个数我不用查，不用问，也不用等它发生，我背得出来。
35 这道我确实走过了。40 去跑单、50 去干保洁这两道我说不准，它们还没轮到我，也没有谁真能给我一个准数。我最常见到的一种说法是 2025 年 3 月大连那场招聘会，一个 38 岁的 Java 投了 119 份简历，拿到 3 个面试。
一个真事儿证明不了整条路。但我做决定靠的也不是这句话准不准，是它可不可信。这是两码事。
只存钱不消费，是我算过的
我不换车，不加杠杆，不装修，给孩子报班之前要想三遍。谁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不清，就是不敢。我不是天生这么省。我是替以后那个没有工资的我存。
那个我，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工资单上，他只能靠现在这笔钱。
所以”消费意愿不足”这一栏里，写的就是我这种人在夜里算账。它不是心情，是算术。
上头读到的从来不是我的情绪，是我的行为。不签购房合同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这些动作每一个都能被统计。他们管那个叫”指标没达标”。我看到的是”我下个月还可能没有”。同一件事，两套话。
生的这一头，我不想用”年轻人变自私”讲
国家统计局 2026 年 1 月的数：2025 全年出生 792 万，死亡 1131 万，总人口减 339 万。
联合国《世界人口展望 2024》中方案预计未来 25 年中国人口减 1.558 亿，全球降幅第一；第二名日本只减 1800 万。这是预测不是事实，我拿它当量级用。
真正让我服气的是 IMF 那篇文章里一个区分：这一轮人口减少跟黑死病、战争那种”死亡率冲击”不是一回事。上一次人类少生，是因为孩子活不下来；这一次，是大人们自己决定的。
那篇文章自己也承认，”改善就业和住房就能把生育率拉回来”这条简单归因很难成立。它给了两条理由，都很实在：孩子本身就是经济压力，多生一个不是多一个劳动力，是多十八年不可撤销的支出；而多出来的劳动力要二十年才见效。
你把这个时间差摆平了看：这一代人不生，账要二十年后才露出来；这一代人不生，代价这个月就结清了。
我不是说这算得对。我是说，一个背着三十年房贷的人坐在那儿，他算出来的就是这个结果。
公务员那边把 35 这条线改了。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，但我也就是说说
先摆事：2026 年国考把”35 周岁以下”放宽到 38，应届硕博放到 43；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江苏、浙江、四川、广东、河南跟着改，北京公告原文写的就是”18 周岁以上、38 周岁以下”；2026 年省考二十多省联考普遍放到 38。
说实话我看到这则公告的时候冷笑了一下。**35 这个数你们守了快三十年，文件发了一遍又一遍，轮到企业听了吗？**可它这回是真改了，白纸黑字的公告摆在那儿，我不玩”早晚得吐出来”那一套。这一步我认。
但紧接着我就想起我的那些同行。38 这道门是给别人开的：还在编制门口排队的、硕博刚毕业的。我已经三十五被裁过一次，简历现在连人家筛选系统都进不去——门开了，开的不是我这一格。我在门外头看着，进不去，也说不出酸话。
企业那头动没动，我没数。最新的量化测量用的还是 2021 年某招聘平台千万级职位描述，感知调查停在 2023 年，2024 到 2026 私企尤其互联网那道门松没松，没人再测过。
而企业卡你人的时候，嘴里从来不讲”年龄”。它讲经验不匹配、讲团队年轻化、讲这个岗位要能拼。这些词全都合法。
有一篇论文说，公司卡年龄是算错了
《财经研究》2026 年第 1 期，清华五道口一个团队。他们拿 34 岁和 35 岁可投递岗位数量的差，加上正则识别出来”35 以上不要”这类文本，造了一个城市的”35 岁年龄歧视指数”。
回归结果：歧视程度每高 1%，当地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低 0.082%，全要素生产率低 0.114%—0.119%，单位员工现金薪酬低 0.134%—0.233%。作者管这叫一个循环：低人力资本、低效率、更低的人力资本。
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没有解气的感觉。 我一直以为公司卡年龄是算过的、是精明的。这篇说没算，或者算错了——它砍掉的人恰好是它效率的来源，省下的那点薪酬以后要付回去。
这也解释了我那句”明明赚钱还大面积外包降本增效”。那不是贪婪。贪婪至少知道自己在拿什么换。那台机器只能读到这一季度的报表，读不到我。
外包那 42.4% 是怎么来的
《世界经济》2023 年 46 卷 11 期，鄢伟波，用全样本工商注册数据加 2008—2016 税收调查，把劳务派遣 1994 到 2021 切成五段：政策任务承担、加速、井喷、规范普及、收缩。
最硬的一条：2008 年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，劳务派遣企业注册数量增加 42.4%。
我把这句读了三遍。正规雇佣的立法一收紧，派遣反而长了四成多。法律在那头说”你要给人长期合同、给人社保、给人赔偿”，市场这头的答案不是服从，也不是违法——是把”用人单位”那一栏换掉。
2013 年修订压了一阵，成本抬高过，然后 2015 年起又回到上升通道。 作者结论是规制没能逆转扩张。
口径我说清楚：那篇的税收数据止于 2016，阶段描述到 2021。所以它证的不是”派遣今天还在涨”，它证的是”派遣被压过一次、又长回来了”。 立法管得住”不许这么用”，管不住”换个名字这么用”。
另一份数，北大光华 2025 年那份劳动力市场报告，灵活就业者是”三低三高”：参保率低、合同签订率低、时薪低；强度高、风险高、权益受损概率高。它给的社保覆盖率约两成，传统就业六到七成。两成这个口径大概率是职工社保，算上居民保险会高不少，我不咬死，但方向是冷的：这批人不是没在工作，是在没有保障的那一侧工作。
感觉到了，可是没人告
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里，认为年龄歧视”非常/比较严重”的，2015 年 20.6%，2019 年 37.5%，2021 年回落到 33.3%；按年龄是倒 U 形，约四十二岁起明显加强。智联招聘 2023 年一季度那份：85% 认为存在”35 岁门槛”，46.8% 直言过了 35 很难找工作，60.2% 把年龄歧视排在最亟待改善的就业歧视第一位（学历 42.2%、性别 24.6%、户籍 21.6% 都在它后面）。
另一边：工人日报记者检索过，截至 2025 年 3 月，裁判文书网上以”年龄歧视”为关键词的劳动争议案件，近 10 年一共 41 起。
这 41 起我得加两道限定，不然我自己都不信它。它是关键词检索的下限，不是普查——只数那些把”年龄歧视”四个字写进文书的；而且 2021 年之后文书上网量本身在骤减，分母比十年前小得多。
可加上这两道，它还是原来那件事：一个绝大多数人承认的门槛，几乎不进法院。
为什么不进？因为它根本不走这条路。它写在招聘页上，你在投递那一刻就被筛掉了，连”被拒”都收不到；它写在 offer 之前的电话里；等你终于能起诉，对方的理由是经验不匹配、团队年轻化。要举证的那一句是”因为我三十五”，这堵墙比那道门高。
日本把年龄门槛写进法律禁了，然后呢
这条是我读日韩材料里最让我坐在椅子上没动的。
日本招聘端设年龄限制是违法的，不是倡议，是法条——《労働施策総合推進法》（旧《雇用対策法》），平成 19 年（2007 年）修订起就是雇主的法定义务。厚労省的官方解释比法条更狠：求人票写”年龄不问”、实际却以年龄拒募，或者在书类选考和面试里以年龄定合否，同样违法。连”与本人希望无关、一定年龄以上转成兼职”这种以年龄为由变更雇用形态的条件，也在禁止之列。
唯一合法的”35 岁”窗口叫例外事由 3 号 イ，条件极窄：必须无期限合同、必须职务经验不问、必须给非应届生和应届生同等的训练育成待遇。
日本不是不许你卷年龄，它是把”合法卡 35”绑在”给我一份不带到期日的长期正规雇佣”上。想筛人，拿长期雇佣来换。
有效果吗？有。尼赛基础研究所那条曲线我抄在这儿：换工作后能涨薪的人超过四成的年龄上限，从 2012 年的 30 代前半（过了 40 就不足三成）推迟到 2024 年的 40 代后半，它的结论说，从工资变动看，曾经那条 35 岁的线抬到了 50 岁。2013 年换工作的人里 45 岁以下占七成（男 7:3、女 8:2），2025 年男女都变成 6:4。公共职业介绍所ハローワーク 2024 年入职者里 73.1% 是已经有工作的人，2012 年以来最高；2025 年新求职者里 65 岁以上从 2015 年的 7.9% 升到 19.1%。
所以”三十五就是终点”这句话，在日本被拆掉过一半。 三十五这道门法律禁了，劳动力短缺又把它往后推了十几年。
然后才是我要说的那件难看的事：日本没因此反转。
它的非正规雇佣固化在三分之一强。2025 年非正规 2128 万人、占 36.5%，而且正规和非正规同时在长（正规自 2015 年起连续 11 年增加）。钱上的差别按年龄放大：45—49 岁男性正规职年收入约 666 万日元，非正规约 300 万，两倍以上。这个身份比学历值钱——高中毕业的正规职，大致挣得比大学毕业的非正规职多。
厚労省报告里那句因果是它自己写的：正规职的工资曲线在 30—40 代趋于平坦，而”在支出最集中的那几年，年收入很难往上走“这件事，和消费抑制、和结婚生育受阻连在一起。
我那半篇的问题在这里被一份官方文件回答了一半。 不是”一代人变懒了”，是最要花钱的十年正好是曲线最不动的十年。
还有一条数我不能不写，虽然它跟我讲的不是一回事：日本”不本意非正规”（找不到正社员才做非正规）从 2013 年的 342 万人、19.2%，降到 2025 年的 173 万人、8.4%。被迫的那部分在缩，选择的那部分在涨。 所以”35 岁以上只能靠边站”解释不了全部的非正规扩张，包括解释不了我自己写的那张表。
韩国的线比中国陡，但它挪到了另一头
韩国非正规一年只有一次附加调查，8 月基准，我全按这个口径写。
2024 年 8 月：工资劳动者 2214.3 万里，正规职减 14.7 万到 1368.5 万，非正规增 33.7 万到 845.9 万，占比升到 38.2%。里面有一项我看了很久——시간제（兼职工）425.6 万人，增 38.3 万，自 2003 年有统计以来第一次占到非正规的半数以上，50.3%；临时性增量里 95.8% 来自时间制，非典型岗位反而少 5.4 万。
非正规化在往更碎的形态滑。 这不是从正式工变外包，是从外包变成分小时算钱的临时工。
工资差那条有个诚实的反转，我不能只挑吓人的半句说：2024 年 8 月非正规与正规职月工资差创历史最大 174.8 万韩元（379.6 万对 204.8 万，非正规自 2003 年来首破 200 万）。可统计厅说明，差距扩大主要是时间制的构成效应——把时间制剔掉，差距是 83.9 万韩元，是 2018 年以来最小。
所以那个”创纪录”不能单独用。 它涨是因为统计里多了几十万个按小时计的低薪岗位，不是同样的岗位抽得更狠。
韩国的三十五岁在哪儿？它其实不在三十五。2024 年 8 月非正规劳动者里，60 岁以上占 33.2%，50 代 19.6%，20 代 17.3%，女性占 57.3% 创新高；统计厅把制造业非正规的增长归因于 60 岁以上男性退休后继续被雇、被非正规化。
那条线真正的位置在这：不是三十五被甩出去，是定年之后再滑回来一次，用非正规的身份。 这个比我前面那句”三十五就是终点”具体，因为它有官方口径。
关于”老人占不占年轻人的位子”，韩国 2013 年立法确立 60 岁法定退休、2016 年起分阶段实施，三篇实证互相打架：한요셉（2019，KDI）发现对青年就业为负，私营部门每增 1 个高龄岗位大约减 0.2 个青年岗位；이환웅（2023，KIPF）发现整体就业为正，挤出若存在也落在 45—54 岁而不是青年；강신혁（2025，KLI）显示高龄者和青年替代性不强。
我读这三篇最大的收获不是结论，是没有结论。 它们都撞上同一个背景：韩国 19—34 岁人口 2000—2020 年减了 267 万，预计 2050 年降到 521 万，只有 2020 年的一半，占比降到 11%。年轻人本身在缩，”挤不挤”这个问题正在被人口结构自己取消。
这条也反驳了我自己：我以为把年纪大的清出去就有年轻人的位置。日韩的数说，清出去的人滑进非正规，年轻人的位子也没长出来。
三国摆在一起，形状是同一个
日本把”年龄”这一栏划掉了，门挪到正规与非正规那一栏。韩国的门挪到 60 岁定年那一栏。中国的门上还写着三十五，可它后面那一栏写的是外包。
我不想拿日韩安慰自己说”熬一熬就过去了”。日本熬过去了，年龄门槛禁了，线推到 50——消费和婚育照样被厚労省写进文件当问题处理。 门换了位置，压人的那套没换。
所以把三十五改成四十不会救我，把这一代人换掉也不会。要动的是那一栏身份：编制、公积金基数、年假有没有、工伤算谁的、到期不续要不要给理由。
我已经上车了
前面那些数摆完，我必须把自己的位置说出来，不然就像我在替别人算账。
我已经上车了。三十年房贷签了字，孩子在上学，老婆那家公司欠了她一整年工资，官司还在走程序。“不配合”这三个字，对还没上车的人是选择，对我这种人只是一句解释。
我存钱不是因为我喜欢存钱。我按”这份工作随时会没”来安排每一笔支出。
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这套东西是怎么运作的。理由很实在：这种预期最怕的不是不准，是只传了一半。 上一代只教怎么挤进去——考哪个学校、进哪家公司、要哪张证；没人教挤进去之后你会被怎么定价。于是所有人照着半张地图下注，撞上了还怪自己不努力。
写到最后我也不知道结论
我证明不了”三十五就是职业终点”这句话，也推翻不起它。我只知道它在收钱：收走大宗消费、一纸婚书、一个孩子、一个人敢往二十年以后排的日程。
有人问我，看明白了怎么办。我照样每天上班，照样每个月十号还那笔钱。
我改变不了那个”35”，我只能把手里剩下的这点按它重新排一遍。这就没什么好讲的，讲出来也不好听。可是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能动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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