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新闻，和一句我太熟的话
广州有所小学招”跟岗教师”，没有工资，不包食宿。学校给的说法是”师资储备”。
律师的说法是：如果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，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。
这条新闻我读了两遍。第一遍我在想”这也行”，第二遍我在想”这话术我听过”。
“储备”、”培养”、”实习”、”合作”、”灵活用工”——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点：它们都在把”我在用你”翻译成”我没在用你”。 翻译成功，用人成本就消失了，责任也跟着消失了。
一个岗位只要不被叫作岗位，它就不再需要工资、社保、工时和补偿。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这是记账方式。同样一个人在干活，账上记成”人力成本”还是记成”培养支出”，决定了这个人出事的时候算谁的人。
我也是外包，合同里写着三十万
先说我自己。
我是外包。工资一万出头，福利待遇比正式工低至少一半。合同不是跟干活的那家公司签的，是跟一家人力公司签的；但每天几点到、干什么、被谁考核、什么时候能走，全是甲方说了算。
合同里有一条：违规赔偿三十万。
三十万，是我三十个月的工资。签的时候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在下面签了字。不是因为我认这个数，是因为不签就没有这份工。
我当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个数字不是算出来的，是设计出来的。它不需要合理，它只需要足够大——大到让我在每一次想开口的时候，先算一遍自己赔不赔得起。
那张纸，法律上大概率是废的
后来我去翻了法条，翻完发现一个挺讽刺的事：那三十万，大概率一分钱都不用赔。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五条写得很死：除了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两种情形，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。
- 第二十二条是服务期。前提是用人单位为你花了专项培训费用、做了专业技术培训。违约金不得超过这笔培训费，而且不得超过服务期还没履行的那部分应该分摊的金额。注意，入职培训、岗前培训、”老带新”那种，通常不算。
- 第二十三条是竞业限制。而且第二十四条把适用范围卡死了：只限高级管理人员、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，期限最长两年，并且单位必须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补偿。一个普通岗位签竞业限制，本身就不成立。
如果它不写”违约金”，改写”赔偿损失”，那走的是另一条路：单位得自己举证实际损失是多少。而且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第十六条卡着——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可以从工资里扣，但每月扣除不得超过当月工资的百分之二十，扣完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
也就是说，就算它赢了，它也不能一次拿走三十万，只能一个月从我这一万块里抠两千。
顺带一句，很多公司喜欢用”罚款”这个词。用人单位没有罚款权——《企业职工奖惩条例》2008 年就废止了，那之后企业不再有对员工罚款的行政法规依据。
所以这张纸在法律上是什么？是一张写得很吓人、但执行起来处处受限的纸。
它卖的不是赔偿，是恐惧
想清楚这一点之后，我反而更不舒服了。
因为它根本不需要兑现，它只需要被相信。
一个条款真正的效力，不在于法院支不支持，而在于签字的人相不相信法院会支持。我签字那天不知道第二十五条，我只知道三十万这个数。这中间的信息差，就是它全部的利润。
这也是为什么它敢定得这么离谱。合理的违约金是为了覆盖损失，离谱的违约金是为了让你不敢算。你一算就会发现它站不住，所以它不能让你有算的机会。
后来我又想到，这跟很多别的东西是一套逻辑：竞业限制写给不该受限的人，保密协议写给接触不到秘密的人，培训服务期写给根本没培训过的人。这些条款的功能不是维权，是预防维权。 成本是打印一张纸，收益是几百个人在几年里不敢跳槽、不敢投诉、不敢拒绝加班。
我说句不好听的，这跟古代的周扒皮也没什么区别。周扒皮是半夜学鸡叫，把劳动时间往前抻；现在这套更省事——不用学鸡叫，只要在合同里多写一行字，人自己就会把时间交出来。
法律其实给派遣准备了三个笼子
再往制度上看，你会发现法律不是没管，是管了三个笼子。
第一个笼子：岗位。 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六十六条规定，劳务派遣只能用在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岗位上。临时性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；辅助性指非主营业务岗位，而且得经职代会或全体职工讨论、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确定。
第二个笼子：比例。 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四条：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，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百分之十。
第三个笼子：待遇和责任。 第六十三条要求同工同酬——用工单位对派遣工和本单位同类岗位劳动者，要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。第九十二条更关键：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，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三个笼子，分别管”能不能用”、”能用多少”、”用了怎么算”。
理论上，一个国企或者政府部门，如果把核心业务长期交给一批派遣工，比例还超过一成，那它同时踩了三条。
现实里，这三条基本没起作用。
笼子没关住人，是因为大家都改了名字
时间线很清楚。
2008 年《劳动合同法》施行，无固定期限合同、经济补偿、违法解除的赔偿，把正式用工的成本抬上去了。派遣成了那个缺口，几年之内规模暴涨。
2012 年 12 月修法，2013 年 7 月 1 日施行：派遣单位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二百万，还要拿行政许可；继续强调三性和同工同酬。
2014 年 3 月 1 日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施行，给了两年过渡期，要求到 2016 年 2 月底把派遣比例压到百分之十以下。
然后呢？然后很多企业把”劳务派遣”改叫”外包”。
名字一改，比例红线就不适用了，同工同酬也不适用了，连”派遣”这两个字都不出现了。可人还是那批人，工位还是那个工位，主管还是那个主管。
法律其实预判了这一手。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七条写得很直白：用人单位以承揽、外包等名义，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，按照本规定处理。
问题是，什么叫”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”？得看实质：
- 谁排班、谁定考勤、谁批假
- 谁下指令、谁做绩效考核
- 工牌、邮箱、OA 账号、门禁卡是谁发的
- 结算是按人头按月，还是按交付成果
- 干的是不是甲方的主营业务，干了多久
这几条要是全指向甲方，那它就是假外包、真派遣，第二十七条直接套上去。
但认定需要举证，举证需要仲裁，仲裁要时间，时间要命。一个人一边上班一边打官司，赢了他也可能不在那干了；输了，行业里传一圈，下一份工作更难找。
所以第二十七条不是没用，是它的启动成本，正好卡在一个人扛不动的位置上。
改名的动力，在甲方的账本里
再问一层：为什么明知是假外包，还要这么干？
因为账本上真的差很多。
一个正式员工，甲方要背的是长期负债：社保按真实工资交、公积金按比例交、年假、病假、工伤、经济补偿、干满十年还得给一份没有到期日的合同。这些每一样都是持续存在的义务。
外包之后，这些义务变成一张按月支付的服务费发票。同一颗人头，同样的活，钱没少花多少，但记账科目从”职工薪酬”挪到了”外包服务费”。
这两个词的区别非常实际：职工薪酬是欠人的，服务采购是可以砍的。 前者要谈，后者只要不续签。
国企和事业单位还有一层更硬的原因：编制和工资总额。
编制是财政纪律，工资总额是预算纪律。这两条线卡死了”我能养多少人”。但活是干的，事是要办的，于是外包成了唯一能在两条线之外把人加进来的口子。它甚至不是”想省钱”，是”想绕开审批”。
所以这套东西不能简单归成”资本家黑心”。它同时是资本的成本逻辑和行政体制的预算逻辑，两头一夹，夹出来的就是外包。
它压的不只是我
有一点很多人没意识到：派遣和外包压的不只是派遣工和外包工，它压的是所有打工的人。
因为它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摆了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。同样的岗位，甲方随时可以说”这个活我外包出去更划算”。正式工的议价能力，就跟着那条底线一起往下走。
所以”反正我是正式工，跟我没关系”这个想法是错的。今天是隔壁工位的外包，明天是整条业务线外包，后天是”这个部门不设正式编”。
这也是它最想要的效果：把”我们”拆成一个个”我”。
一个部门里，正式工、派遣工、外包工、实习生，四种合同、四套福利、四个发薪主体。他们干着同一件事，却不构成一个能谈判的整体。没有集体，就没有议价；没有议价，就只剩个人去跟一份已经写好的合同较劲。
而个人对合同，是必输的。不是道理输，是位置输。
关于”站起来”
我原来写这句话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：中国人民站没站起来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我没站起来，我还是在被压迫、被剥削。
现在我还是这么想，只是想把话说得更准一点。
那句”站起来”，讲的是国家主权，是一个民族不再受外力支配。我说的”站起来”，讲的是劳动关系里的议价权，是一个人能不能对着一份不平等的合同说”这条我不签”。
这是两件事，不在一个层面上。把前者当成后者的证明，才是话术。
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、GDP、高铁、空间站，都是真的。一个人月薪一万、违约金三十万、福利只有正式工的一半，也是真的。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，而且它们同时成立的时候，后者不会因为前者而变得不那么难受。
我能做的，和我做不了的
个体层面能做的事，其实很具体，也很有限。
留证据：合同、工资流水、考勤记录、甲方直接指挥你的聊天和邮件、工牌和系统账号的截图。真到了要认定”假外包真派遣”那一步，这些就是全部。
主张权利：劳动仲裁不收费，时效一年；拖欠劳动报酬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不受一年限制，终止的从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。举证责任上，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，单位应当提供，不提供承担不利后果。
社保可以走稽核：没按真实工资缴、干脆没缴，都可以要求补。这一条比仲裁更不受”你还想不想干”的约束，因为它走的是行政程序。
但我得诚实说：这些办法都改变不了结构。它们只能让一个人少亏一点，不能让它不再发生。
真正能改这个东西的，从来不是某个人去仲裁，是集体——工会真的能谈，行业里有人联合，政策愿意把执法的成本抬到违法之上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套制度一定要把人拆散：它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愤怒，是一群人的算术。
新闻里那所小学说，这是”师资储备”。
我不知道那些跟岗的老师后来怎么样了。我只知道，一个社会如果长期用”储备”、”培养”、”外包”这些词，把”在用一个人”说成”没在用一个人”，那它迟早要回答一个问题：
责任可以转移，但人不会凭空消失。
所以别问我站没站起来。先把我签的那张纸还给我，我自己站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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