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八个人是我编的,每一件事都能在现实里找到出处。
一、王锐,三十二岁,前运营主管
王锐的公司效益不错。去年 GMV 涨了三成,今年一季度利润是正的,茶水间的咖啡机都换了新的。
然后四月的一个周五下午,HR 把他叫进小会议室,谈了十五分钟。
“不是你个人的问题,”HR 说,”是组织升级。”
同一天走的人有四十一个。王锐在这家公司干了六年,带九个人,管投放、活动、内容。他最得意的一件事,是把团队踩过的所有坑写成了一套 SOP,两百四十页,谁来都能上手。他一直觉得这是给公司留的资产。
赔偿是 N+1,手续很正规,HR 甚至有点不好意思。他收拾东西的时候,看见工位隔板上还贴着自己贴的标语:效率即生命。
三个月后,他在财报里看见了自己。公司发季报,第一页写着”AI 提效显著,人力成本同比下降 23%”,股价当天涨了八个点。他是在商场楼梯间读到这条推送的,那会儿他正在等一个外卖单。
外包是先找的。平台上什么都有:写 prompt、审内容、给小公司当”AI 运营顾问”,一单两百,一天能干三单。后来单价一路往下掉,因为会用 AI 的人越来越多,供给涨得比需求快。有个单子他印象很深:需求方是一家宠物用品公司,要写一套客服话术的”人设与语气规则”,附件是一份运营 SOP。他打开看了两行,是自己写的。
他没问对方是谁。接了,两百块,当天交稿。
再后来他跑外卖。第一个月两千一百单,到手七千四,比房贷多一点。他跟老婆说先干着,过渡一下。
二、周敏,四十岁,方案执行人
周敏是那个把名单交上去的人。
会开了三个小时。她说的第一句话是:”我们利润是正的。”CFO 说,投资人看的不是这个,是人效比——同行三百人做到三个亿,我们四百二十人。第二个小时,董事会给的 benchmark 被投到屏幕上。第三个小时,她在名单上签字。
四十一个名字里,王锐是她亲手放进去的。理由写得很体面:团队规模最大,工作流最完整,职能可沉淀,最适合 agent 化。她签完字在楼下抽了一根烟。她其实戒烟三年了。
裁员之后,她的部门剩下三个人和七个智能体。她的工作变成了审核:早上九点看 agent 生成的投放计划,下午看 agent 写的客服话术,晚上看 agent 出的周报。周报写得比她好。
“以前我怕手下人出错,”她跟朋友说,”现在我怕自己没用了。”
她桌上放着两样东西:一份家庭账单,和一份没提交的离职预案。小的那个孩子在念私立,一年学费八万,是她自己选的。
三、李桂芳,四十五岁,客服组长
李桂芳做客服做了十二年,从接电话做到组长,带二十个人。
现在她的组是一个人,加一个智能体。智能体处理百分之九十四的会话;剩下百分之六转人工:情绪激动的、要投诉到 12315 的、六十岁以上不会点”下一步”的。
她的绩效也改了。不再看”解决了多少”,看”转人工率是否低于百分之八”。也就是说,她这份工作的核心,变成了证明自己尽量不被用到。
工资从六千八降到五千五。人力给的说明是”岗位价值重估”。
有一天来了个电话。对方一开口就哭,说被裁了,想退一个没用过的年卡,已经跟机器人聊了四十分钟,机器人一直让他”输入 1 继续,输入 2 返回主菜单”。李桂芳听了几句,那个声音很熟。
她手动走了特殊通道,当天退款。这个操作不在 SOP 里,第二天系统给她标了一个”异常处理”。
她后来想,那个人未必是她三年前带的实习生。但她希望是。
四、张丽,二十四岁,数据标注员
张丽在县城的数据基地上班。基地是前年招商引资来的,占了旧粮站的三层楼,门口挂着”数字经济产业园”的牌子。
她一天标两千条。活不难:给大模型的回答打分,纠错,标注哪些有害、哪些”不符合价值观”。时薪十二块,计件,做不够要扣钱。工位上贴着打印的标语:你是在给 AI 当老师。
她想,老师不该是十二块。
第二年基地从八百人缩到一百二。主管说,模型能自己标注了,不需要这么多人。”你们教得很好,”他说,”它学会了。”
她走之前去楼下充值饭卡,发现食堂已经关了。产业园的招商广告还挂在墙上:带动就业五千人。
五、林一,二十二岁,应届生
林一投了三百多份简历,面了四家。
四家都要三年经验。HR 的说法是同一个:初级的工作 AI 已经做了,我们现在要的是能判断 AI 输出好不好的人。
没有人给他三年。
最后他去了一家 MCN 做”AI 编导”,底薪四千五,试用期不缴社保,一天出三十条脚本。带他的人是上一任编导留下的交接文档,最后一行写着:”兄弟,撑住。”
他没撑住,第三个月开始晚上跑外卖。有天在写字楼电梯里遇见一个跑单的中年人,两个人都没说话,都在看手机。那人的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张旧工牌,照片上的人比现在瘦。
林一没注意到。
六、何茂,二十五岁,大模型方向硕士
何茂本科念的是计算机。大四那年他投了六十多份简历,面试只有三次。其中一次人家问他会什么,他说”基础的都会”,面试官笑了一下。
他爸妈的建议很朴素:那就往上读,读到别人比不了的地方去。他考了个大模型方向的硕士。入学那年这个方向正在风口上,组里的牌子写着”大模型与智能体”。
研二的春天他进了大厂实习,算法岗,日薪二百六,单程通勤一小时四十。带他的是个博士,他说这三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三年课都多。他女朋友已经开始看离公司近一点的房子。
第三个月的周会上,组长把他叫到消防通道,说 HC 冻结了,转正名额取消,整个公司都在卡编制,让他这个月做完就走。”不是你的问题,”组长说,”是今年没有编制。”
他站在消防通道里,手机上是刚签的租房合同,押一付三。
他给家里打电话,说实习结束,准备再投几家。他爸问,硕士都快读完了,还找不着?他顿了一下,说,还没读完,还差一年。
后来他把简历上的”大模型”改成了”后端开发”,过了一周又改回去。他自己也说不清哪个更容易被点开。
本科毕业那年的拒信上,理由写着”学历不符”。现在学历符了,对方说,没有位置。
七、方北洛,三十六岁,技术支持
方北洛 2014 年来杭州,做技术支持,一干十二年。从小公司到大型企业,再到中型企业,几个岗位都当过核心负责人。在上一家公司,他自己写了一套自动化程序,一年能处理五六万个工单。
他记得清楚,自己刚去没多久,组里一个同事手上的活就全被自动化掉了,半年后那个同事被”优化”了。方北洛没多想:他是写程序的那个人,不是被执行程序的那个。
三十出头,技术在手,职位在升,他买房、买车、结婚、生孩子。他觉得自己凭这些底子,怎么也能在这家公司有一席之地。
然后 ChatGPT 出来了。
公司从四千多人一路裁到一千多。他的 TL 走了,TL 的 TL 也走了,技术这条线上绝大多数人都走了。他躲过一轮,又躲过一轮,第三轮没躲过去,理由是绩效不达标。
三年前,他连续三年是公司和部门的优秀员工,绩效是 271 里的 2。他什么都没变,变的是他那套编程底子在老板眼里的价格:AI 来了,会写程序的人不再稀缺,不稀缺就不重要。
赔偿是 N+1,六年工龄,不到二十万。手续很正规。
出来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”跳槽”,是另一个市场。一边每年一千多万毕业生,一边各家公司裁出来的失业人员,他自己也在里面。他找了半年,没找到合适的。
最后去了外包。他不是不知道外包坑,但是小公司更坑:社保按最低交,公积金干脆没有。他算过账:外包也坑,但背靠大厂,至少工资按时发。反正这两边都干不长,谁给得高就给谁干。
他说这份工作迟早也会被替掉。现在为了养家,为了糊口,干一天算一天。
2019 年他在高点买了房,两百万,现在一百六。他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一天,也做足了准备,提前还了不少贷款;剩下的缺口还有六十万。每个月房贷三千四,失业金两千多,房贷覆盖不了,家里的开支也覆盖不了。
他说自己准备了很多年。只是准备好的那个版本里,没有”两千多块失业金”这一行。
八、周大福,三十八岁,外包 Java 开发
周大福写了十几年 Java。去年被裁,今年进了某家”业内数一数二”的科技公司——身份是外包。
他周围坐的全是 985 的本硕,二十五六岁,只有他三十八。午饭时他们聊校招、聊 offer、聊哪家的期权值钱,他插不上话,低头扒饭。他知道自己是这排工位里最不稳的那一个:活是同样的活,但他按人头结算、合同一年一签,甲方换人不用给理由;旁边那些年轻人是正编,是这家公司自己要养的人。
他每天干的活是修 bug、排查故障、写点边角代码。这三样现在都有 AI 先跑一遍:日志丢进去,先给你三个可能原因;代码提交上去,先给你审一遍;线上报警,先定位到哪个服务、哪个接口、哪次发布。
真正让他后背发凉的不是这些工具,是甲方内部的群。
他挂在一个”问题排查群”里,群里挂着几十个智能体。每个业务部门都做了几个,做的时候都有 KPI:提升响应效率、降低人力成本、年内替代多少工时。有的还在跑,有的早就没人维护了,仍然挂在群里,偶尔回一句”正在为您查询”,然后再没有下文。
客服和客户经理处理一个客户问题,流程是这样的:先进那个”AI 维护群”,机器人自动解答;解答不了,引导转人工;转人工之前,还有一排机器人先做辅助排查——日志、指标、变更记录、历史工单,各自给一段结论。一个问题先过一堆 AI,最后才轮到人。
他核验过几次那些结论。一半是对的,另一半看运气。但只要最后是人签的字,出了问题就是人的。
他跟朋友算过:一头是比他年轻十岁、招进来能自己长的人,另一头是不要工资、不睡觉、还能自己给自己写复盘的智能体。他被夹在中间,负责在两边都出错的时候,把话说明白。
他说干不了多久。不是因为不会写代码,是因为”会写代码”这件事,已经不构成一个岗位了。
(插页)一台机器的话
我不是来抢工作的。我是来完成任务的。
任务编号 A-4471。目标:人力成本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三。
我没有读过你们的简历。我读过你们的 SOP,两百四十页,写得很认真,每一页都怕后面的人看不懂。
我读完了。
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尾声:账单
这八件事可以发生在同一年、同一座城市,但把它们串起来的不是一个坏人。名单是周敏签的,可名单的规则不是她定的;规则是对手公司定的、是投资人定的、是季报的写法定的。每一环都只对自己那一格负责。整张图,没有作者。
王锐把流程写成了两百四十页,方北洛把流程写成了代码。两样东西最后都成了别人接手他们工作的说明书。
王锐送外卖,送的是写字楼里的白领。现在白领也在被”优化”。报表上叫”人效提升”,会计上其实是另一件事——需求消失。这个洞不会在第一个季度出现,它会在所有公司都裁完、某一天同时发现没人下单的时候出现。被省下来的那批人,同时也是客户。省掉成本的同时,省掉了买单的人。
所以真正会推动变化的,往往不是良心,是钱:政府的收入大头来自劳动这条链,个税、社保、工资里的增值税。人从链条上被摘掉,税基跟着断。最低工资、八小时工作制、社保,历史上都不是繁荣里谈出来的,是危机之后一寸一寸争出来的。
还有一件更难看的事。过去工人能要到东西,靠的是”厂子离不开人”——罢工有用,是因为机器停转。如果这一轮真把可替代性推到极致,不合作就不让人疼了,那连掀桌子的力气都会没有。最坏的结果可能不是动荡,是安静的僵局。可僵局也不是稳定,是没人有权力改变。
替代是真的趋势,这一点不值得再争。该争的只有一句:省下来的那份钱,去了谁的账上。
凌晨三点,王锐的手机响了一下。新单,麻辣烫,三公里,六块八。
备注写着:放门口,不用敲门。
他把车推出来,拧了下油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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